二九九章建国方略
下午五点刚过，邓大姐先到了。..
韩立洪带着全家人出迎，燕子怀里抱着韩立洪的大儿子韩楚枫。
韩楚枫两岁半，承继了父母的优秀基因，那个可爱就甭提了。这小家伙不知怎地，和邓大姐就没那么投缘的了。
邓大姐先到，多一半就是为了这小子。
邓大姐一下车，小楚枫就在妈妈怀里开始挣扎，向邓大姐扎扎着两只小胖胳膊。
每次都一样，邓大姐就顾不得别人了，先把小楚枫抱在怀里再说。
小楚枫在邓大姐怀里，立刻就安静了，这时，邓大姐才道：“立洪，恩来临时有点事儿，要晚来一会儿。”
韩立洪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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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下，晚风里，一株垂柳旁，邓大姐抱着小楚枫在漫步。
夕阳的余辉映照在邓大姐脸上，慈母的光辉宁静了这天、这地……
燕子凭窗而立，看着不远处的邓大姐和儿子，脸上有一股莫名的哀伤。
韩立洪走过去，把燕子拥进怀里。
两人静静地站了一会儿，韩立洪低声道：“姐，我想把楚枫过继给大姐。”
燕子身子一震，然后慢慢转过身来，眼中含着一丝泪光，问道：“真的？”
韩立洪点了点头。
燕子伸手搂住韩立洪，把身子埋进韩立洪的怀里。
此时无声胜有声。
总理无子，韩立洪以前还真没留意，但从邓大姐对小楚枫的态度上，他心里很痛。
韩立洪是男人，以他对总理的情感，做什么都可以，但他不能不顾及燕子的情感。
这种事不能轻易开口，为此，他一直在观察燕子，直到确定燕子也有这个想法，只是顾及楚枫是韩家第一个儿子才没有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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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总理到了。
吃过晚饭，韩立洪陪着总理去了书房。
今天总理来不只是做客，还有事情要和韩立洪谈。
三天前，韩立洪把他写的《建国方略》交到了总理手中。
所谓《建国方略》，就是国家对吏农工商的基本政策，韩立洪的基本思路是建成吏农商三大利益集团。
在吏的方面，韩立洪的基本观念是高薪、高效、严管。
高薪没什么好说的，高效也没什么好说的，重点在“严管”二字上。
“严管”主要有几条：
一）职务犯罪，基本思路是罪加一等；同等罪行，职务越高，量刑越重；有些领域要更严厉，比如司法，犯了基本就是死。
二）编制要严格控制，设立编制局统管，增加任何一个编制，谁决定谁签字，一旦被查出问题，不管过了多久，多要查处，至少，对其仕途会有很大的影响。
三）凡是吃国家财政这碗饭的，没有任何物资福利，一切都归入薪金一项。
四）严格不必要的行政支出，除涉及保密之外，政府部门的任何花费都必须按月公示，作假为重罪。
五）财产申报制度，科级（含科级）以上官员的财产要严格申报，违者……
六）公务员向全社会招聘，其有两个特别规定：一，各县、市每年录用原政府体系人员之子女不得超过总录用人数的百分之二十；二，凡是参与舞弊的人，死。
七）鼓励体系内部实名告发，不仅重奖，还将作为升迁依据……
八）县一级以及以上的官员，任何一个决定都必须有明确的记录，作为日后升迁的重要依据。每一次升迁，个人记录都要拿出来公示。不论职务高低，一旦被证实作假，开除。
……
……
……
总理把《建国方略》翻到“吏”这一页，道：“立洪，其他的都很好，我很受启发，即便有问题也不大，但薪金定这么高，合适吗？”
韩立洪定的标准是刚刚进入政府体系的基层公务员，其工资比全社会平均工资高百分之八十，而每向上升迁一级，工资都有大幅增长，级别越高，增长的幅度就越大。
这么说吧，到了市一级的官员，正常的人就不大会惦记钱了。
如果把机构臃肿、浪费和贪污制住，工资就是再提高百倍那也是小儿科，九牛一毛，但这些他知道，总理不清楚，想了想，韩立洪道：“先生，我觉得贵党有一个误区。”
总理一听，问道：“什么误区？”
韩立洪道：“就是把道德标准定的过高。”
总理默然。
韩立洪继续道：“这个世界上，圣人极少，绝大多数都是凡胎，有爱恶欲，贪嗔痴。提高人们的道德修养，激烈的手段或许一时有效，但人的实质并没有真的改变，他们只是不得不变。这种变是不能持久的，要持久，还得回到仓廪实知荣辱的老路上来，一点一点改变。而且，现在国家还没有真正统一，如果我们拉高道德标准，对国家统一是非常不利的。”
顿了顿，韩立洪笑了笑，接着道：“国民党那帮人，他们是做不到清正廉洁的，而真正能搂到钱的又只能是少数人，所以，用不了多久，不仅那边的老百姓羡慕我们，就是绝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员，甚至是军人，他们也会羡慕我们的。”
总理笑着点了点头，道：“你的治吏之法，会喜欢的。”
韩立洪微微点了点头，他定的这些，越早实施，阻力越小，而且可以凭借强人政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否则，等他们这一代人去了，这些政策能留下多少就只有天知道了。
接着，是“农”。
总理对这个方面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韩立洪主张建设大农村，以一百二十平方公里左右为一个大农村，也就是把十至二十个小村子集中为一个大村子。
农村太穷，几乎都是土坯茅草房。盖这种房子，最大的投入是人工。所以，集小村为大村，基本不需要政府投入多少资源。只要组织好了，很容易办到。
不论是将来，还是眼前，这么集中的好处太多了，而韩立洪这么做，眼前主要是和土地政策有关。
韩立洪主张不分地，不把土地分给个人，但也不是建人民公社，而是建公司，一个大村子就是一个公司，农民以土地入股，每一家每一户都是公司的股东。
这么一来，既保留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不搞大锅饭，又使得农民在自身利益的客观捆绑之下，必定空前团结，保护自身利益的力量也就会大增。
集小村为大村，在这种土地政策下，农民保护自身利益的力量必然在原本的基础上又会大增，而且，除了这个，还有另外两个好处。
穷人也分三六九等，穷人里必定还有更穷的，在农村公司化的体制下，优势者得提携弱势者，但如果村子太小，优势者的负担就会相对很重，所以，集小村为大村，人多了，负担必然分散，自然也就容易了。
最后，这个好处的意义更深远。
农村要获得真正的发展，盘踞在农村的宗族势力必将是一个顽疾。
上一世，农村的宗族势力几乎被摧毁殆尽，但在富裕之后，宗族势力还很多地方又死灰复燃。
现在，集小村为大村，好些个宗族聚在一个村子里，大家可以相互制衡，客观上就把农村宗族势力盘踞的危害稀释了。
还有，既然是公司，就不会把盈利都发下去，会留下一部分做发展基金。这样，一个市，或者一个省，把这些发展基金集中到一起，开农村银行。
资本家或者地主对农村最大的一个损害就是高利贷，这不知让多少人家破人亡，如果农民有自己的银行，可以用股份红利抵押贷款。
而且，通过农村银行，又可以把范围内的村子组织在一起，这样，农民就有了更加强大的力量和话语权。
农民历来是为国家做的贡献最大，却又是最弱势的阶层，如果一切顺利，那么，即便地方政府不公不义，但想要动农民的利益也难。
农民稳，国家就稳，虽然历史已经改变，但至少五十年，这一直都将是中国的现实。
对商，韩立洪主张建立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并赋予商业协会真正的权力，使之可以在国家律法允许的范围内抗衡官员，甚或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保证他们只要正当经营，就不会受到干扰。
在赋予商业协会权力的同时，商业协会也要承担责任，比如对国计民生影响极大的囤积居奇的行为，就要由各行各业的商业协会负责管理。
当然，如果它们管不好，随之就是政府的雷霆手段，而且，后果要由商业协会相应承担。
谈到商，总理问道：“立洪，你对苏联的国有化怎么看？”
韩立洪道：“苏联的国有化是计划经济，美国的私有化是市场经济。抛开意识形态不论，这两种经济制度各有优缺点。”
总理听的很仔细。
“一种经济制度的好坏，实质上，就是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问题。哪种制度整合匹配国家资源的效率高，那种制度就好，就是优越的。”
“计划经济是行政指令决定一切，市场经济是供求关系自动调节整合匹配国家资源。计划经济全国一盘棋，组织力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如果决定正确，其效力要远远强于市场经济。但是，如果政策制定失误，也会得到执行，危害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比不了的。”
这时，总理问道：“立洪，你更看好哪一种？”
韩立洪道：“先生，实际上，区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还不是组织模式，而是需求模式。市场经济是真实的需求推动的，而计划经济往往是自己给自己创造需求，很难反应真实的需求。”
显然，韩立洪不看好计划经济。思索片刻，总理道：“事情都是人做的，立洪，可不可能把两种经济制度的优点结合起来呢？”
总理就是总理，韩立洪道：“先生，计划经济的缺点主要体现在民生上面，所以，这方面可以用市场经济来搞，而其他方面，比如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产业要抓在国家手里，再比如涉及民众整体福祉的东西，如教育、医疗也要以国家的力量来做，不能放任给社会。”
顿了顿，韩立洪又道：“先生，意识形态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国家强盛，让百姓安家乐业。当意识形态对此有促进作用时，我们就要意识形态，但不需要时，就要避免让意识形态影响到正确的决策。讲究公平，但公平永远是相对的，如果追求公平会影响到国家的富强，那么，就要适当放弃一些这方面的追求。”
点了点头，总理又问道：“立洪，吏农工商，你为什么把工人阶级给漏掉了？”
这真是个难题。
工人是永远也干不过资本家的。
美国的工会很强大，各种福利一直高涨，福特汽车公司破产就是让工会给逼的，但没多久，工会就没什么脾气了。
你再闹，我得罪不起，但我可以走，当美国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工会的力量便迅速开始没落。
虽说中国的工人更通情达理，容易满足，但人是会变的，而在的手底下搞工会，那还不是一飞冲天，很容易搞过头。
所以，韩立洪对这件事很谨慎，他想的不仅是现在，更是将来。
韩立洪道：“先生，由工人自己跟资本家争取权力，我认为还不如政府替工人出头更好，这可以避免双方的矛盾激化，又有效率。”
总理问道：“政府怎么管？”
韩立洪道：“可以通过商业协会来协调，也可以在某些方面做强制性的规定，比如制定各种劳动法规。”
这种做法更符合中国人做事的习惯，而实际上，在已经发生的历史上，之所以有那么多的问题，根子不在有没有工会，而在地方政府，是地方政府一屁股坐在了资本家的炕头上，不仅不严格执行相应法规，还帮着资本家打压工人。
最后，谈到了干部问题，韩立洪提出要进行大规模干部交流，也就是黑神军的人去里干，的干部到黑神军这边来做事儿。
这种交流的好处不言而喻，总理很是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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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一日，开国大典结束。
五月二日，总理签署了内阁第一号令，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外国在华的一切特权，废除所有各种形式的债务。
中央政府是虚位政府，内阁出台的政策虽然必须要得到议事局的多数赞同，但出台之后，对地方自治各省没有约束力，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与否，各省自己决定。
对这个内阁第一号令，所有的自治省都是欢迎的，尤其是那些极有干系的省份，因为这让他们凭空有了和洋人讨价还价的机会。
华北方面，没什么好说的，洋人的特权这之前就已经被清除干净。
其他方面，广东、福建、上海等地都没什么动静，香港、澳门和上海的租界也都没什么变化，闹腾得最厉害的就要数湖北了。
湖北之所以闹的这么凶，主要是因为争权的关系，这既有湖北与蒋介石之争，也有湖北内部之争。
中华联邦成立，对蒋介石的打击可谓沉重之极，贵州、湖南、湖北、广东、陕西这些刚刚被蒋介石收拢不久的省份，自治风潮风起云涌，已成不可遏止之势。
统治这些地方，蒋介石靠…，一是他有大义的名分，二是是中央军，三是分化之功。
现在，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大义的名分，各省内部在驱蒋自治这件事上，意见绝对高度统一，分化已经没有丝毫可能，而只靠中央军想要继续控制各省，可能性极小。
武汉闹的这么凶，也有韩立洪的黑手，是他暗中指使把废除租界、废除外国特权最先当作口号喊出来的。
这就是政治正确，没有人可以阻挡，谁阻挡，谁就得被淘汰。
谁都不傻，人人跟风，于是，尽管很多人非常想跟列强来个暗中交易，但是，谁都没有办法，绝对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便成不可逆转之势。
新时代开启，黑神军控制的山东、河南、河北、宁夏、甘肃、青海、新疆和控制的察哈尔、热河、内蒙自然领风气之先。
其他各省，涉及到老百姓的变化，即便有，也非常微小，但变化的因子也已在慢慢孕育。
相比于黑神军控制的地域，控制的要少得多，但黑神军用了大量的干部，而且极大一部分都是重要的关键岗位。
虽然黑神军的人也去那边干，但一来人数严重不对等，而且，更没谁愿意去。
韩立洪这么做，黑神军内部自然会有不满，但不满也没辙，这些人根本没有说话的空间。
仅仅从自身利益而言，韩立洪不仅是农民誓死拥护的，也是广大基层官兵誓死拥护的。
农民有农民的智慧，他们很清楚，是韩立洪给了他们的这一切，所以，他们只相信韩立洪，别人说的再天花乱坠也没用。
对黑神军的广大基层官兵而言，他们的这种感情比农民要更深，更强烈。这一是因为韩立洪给他们的利益要超过给农民的，更是因为军人对韩立洪难以言说的崇拜。
所以，韩立洪在黑神军的地位稳如泰山，没有能够撼动，实际上，也没有人敢去这么做。
对于士兵的优厚待遇，韩立洪不是从自身的利益角度这么做的，而只是因为想这么做。
魏巍写过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确实如此，魏巍赞颂的不仅仅是志愿军，也不仅仅是解放军，魏巍赞颂的是所有为了国家民族救亡图存而英勇战斗的中人。
士兵，不论是阵亡的，还是活着的，他们的家人在村子里的地位要高一等。
在新建的大村子里，分给每户村民的宅基地是一定的，而家里有当兵的，宅基地要比普通村民的大一半，有牺牲的烈属，他们的宅基地比普通村民大一倍。
不仅如此，烈属，国家免费给他们盖砖房；军属，国家提供无息贷款盖砖房。所以，在新建的村子里，盖砖房的几乎都是军烈属。
不过，农民对韩立洪也不是事事都满意，他们最不满意的就是政府留出了一大块土地没有全分给他们。
没有分下去的土地约占总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